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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经济复苏的新瓶颈

大规模纾困举措呼之欲出,反哺企业和个人共渡难关。

大摩复工指数显示,中国工业产能大致正常化,复苏瓶颈从供给侧转移至需求端:全球疫情第二波之忧,延缓了国内消费行为复苏,当前服务业需求尚不及平时6成;而欧美经济停摆或超时,对外需冲击深度更甚于2008年。当前潜在失业压力或超过城镇劳动力的10%,且伴随着相当程度的非充分就业,是199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大规模纾困举措呼之欲出,反哺企业和个人共渡难关。

鉴于疫情带来的冲击变幻莫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秉承了两个工具和一个框架。两个工具是疫情预测模型和大数据跟踪。利用这两项工具,结合全球经济消费压制、供应链脱臼的双重冲击框架,可以推断,本轮全球新冠肺炎大衰退(Great COVID-19 Recession,GCR),是全球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经济冲击,海外疫情此起彼伏难见顶,欧美经济停摆延期或超时,对中国外需冲击的深度更甚于2008年金融危机。

外需受到冲击

国际疫情形势此起彼伏,新冠病毒的解药--疫苗或者特效药--取得突破的时点尚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只能靠强有力的隔离措施来遏制,代价则是全球经济活动暂时停摆。

大摩的全球医疗团队认为,欧美主要经济体的疫情仍未见顶,美国确诊病例的攀升曲线陡峭,发展轨迹或许比意大利更严重,其总确诊人数或许要到5月底至6月初才会逐渐见顶受控,峰值高达140万人。但到达峰顶之后的趋势好转,则是一个慢下坡,这也意味着,目前的“社交疏离”等遏制政策到4月30日仍难以解封,经济停摆时长或因此延长。至于彻底缓解局面的疫苗,则仍有不确定性,因此,复工复产之路将是坎坷艰难。欧洲各国的情况类似,疫情受控的时点普遍在5月份及以后。

鉴于此,本轮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突出的特点是冲击来得快,下跌时呈现深V形。大摩预计,美国经济在2季度年化萎缩近40%,欧洲经济的萎缩幅度也超过30%。仅仅在单个季度所造成的全球经济总损失,已经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四个季度累计造成的总损失。并且,由于三季度之前疫情能否受控并无把握,下半年的复苏力度也高度不确定,难以是V形。从经济总量上看,则是U形恢复,欧美可能需要接近两年才回到此前的生产总值水平。

外需持续疲软,势必将给中国出口和就业带来一定冲击。依据历史上出口对全球经济的弹性,笔者估计,国际疫情对今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影响相对集中在2季度。事实上,发达经济体需求滑坡,在最新出炉的三月贸易数据中可见一斑:海外各国的隔离措施在三月中下旬先后依次升级,中国对其出口增速已开始依次显着放缓。

消费者行为复苏有待时日

再回看中国经济。通过大数据跟踪,笔者刻画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三个月的中国经济图谱。由于疫情先发且管控得力,中国经济率先复工复产,有望走出一季度的最低谷;但服务和消费复苏面临一定挑战。随着复工推进,经济复苏的挑战逐渐从初期的供给侧转移至需求侧,尤其是外需走弱。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仍待进一步提振。有鉴于此,政府亟需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通过日度追踪电煤消耗量、空气污染指数、交通拥堵指数、人员迁徙情况,结合大摩各个行业小组进行的公司调研,笔者发现,过去一个半月的工业复工进展斐然,工业产能从2月底仅仅相当于正常时期的40%,恢复到3月底的90%以上。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从生产端转向了需求端:过去两周,电煤消耗量仍未完全恢复到春节前水平,出口订单也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消费和服务业的复苏还取决于公共卫生政策和消费者行为模式转变,而不完全是传统的经济刺激。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殊之处。为了更紧密地追踪消费复苏脉搏,从3月中旬开始,笔者与大摩的大数据调研团队合作,每周进行一次2000多名消费者的样本调查,并与众行业分析师配合,进行了新一轮服务业渠道调研。

调研的初步结果印证,大多数服务行业的供给复苏远快于需求复苏。在供给侧,3月底包括酒店、出行、餐馆、商场、零售等服务场所,开店运营率已达正常水平的80%,4月底有望达到90%,6月将大致恢复至常态。分项来看,当前,不需要高度人群聚集的服务业如建筑业(资本密集型)、房地产和汽车销售、购物中心、旅馆、外卖等行业的供给已接近正常水平;相反,需要人员聚集或密切接触的行业供给仍远不及正常水平,如影院(依然根据公共卫生要求关闭)、线下教育(0%)、旅游(25%)、美容院等店内服务(60-70%)等。

更重要的是,消费和服务的需求侧复苏面临挑战。最新的周度消费者调研也显示,尽管外出就餐和逛商场意愿已从底部爬升,但仍处于低位,且可选消费(奢侈品、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意向被大幅延迟。

政策重点应是稳就业和纾困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季度的供给冲击之后,虽复工进展斐然,但仍面临全球大衰退、消费低迷带来的需求侧大考,短期面临就业形势严峻的挑战。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上下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稳就业措施逐步落实见效。总体来看,稳就业的任务依然艰巨,但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定就业的基础条件也没有改变。

由于居民消费行为模式仍处于社交疏离状态,零售、住宿餐饮和美容业的就业形势最为严峻。相反,因需求缺乏弹性,教育和医疗行业的就业形势相对稳健。

倘若摩擦性失业形势严峻的话,鉴于当前已出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一些纾困政策,可令企业在停业期间得以保留部分降薪的岗位,但非充分就业也需要重视。

如上所述,中国应具忧患意识,积极应对这场全球经济大衰退。危机应对下的宏观政策,讲究的是最小化副作用的同时“准、狠、快”,大方向是纾困--也就是用财政的钱、准财政(政策金融)的钱,和国有资源(水电、租金、出行费用)的钱,支持一些面临困难的企业和个人渡过难关。

笔者认为,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扩大赤字、启用长期建设债搞基建,与那时相比,这次扩大赤字,除了一部分用于基建和公共卫生开支之外,一大半则可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纾困,尤其聚焦于服务业领域。具体做法上,笔者总结为“三免一退一发”:免租、免息(财政全额贴息)、免社保缴费,退税(退2019年所得税),发消费券或现金补贴。

跟过去几轮经济周期比较,当前中国坐拥全球最发达的数字支付体系和完善的税收征缴系统。无论是进行企业退税或者对个人精准发补贴的具体执行能力,都只会比其他国家强,可借助这一优势,纾困反哺企业和个人,共渡难关。

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要求落实落细今年以来出台的支持企业政策措施,助力企业渡难关。会议指出,下一步,要在扩大实施前期有效政策基础上,多措并举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并抓紧按程序再提前下达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研究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支持。帮扶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缓解房租、用工等成本压力。强化对困难群体兜底保障。

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考虑明确今年主要目标是“稳就业和纾困”,从而引导好预期。

*本文首刊于4月16日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