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纾困举措呼之欲出，反哺企业和个人共渡难关。
大摩复工指数显示，中国工业产能大致正常化，复苏瓶颈从供给侧转移至需求端：全球疫情第二波之忧，延缓了国内消费行为复苏，当前服务业需求尚不及平时6成；而欧美经济停摆或超时，对外需冲击深度更甚于2008年。当前潜在失业压力或超过城镇劳动力的10%，且伴随着相当程度的非充分就业，是199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大规模纾困举措呼之欲出，反哺企业和个人共渡难关。
鉴于疫情带来的冲击变幻莫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秉承了两个工具和一个框架。两个工具是疫情预测模型和大数据跟踪。利用这两项工具，结合全球经济消费压制、供应链脱臼的双重冲击框架，可以推断，本轮全球新冠肺炎大衰退(Great COVID-19 Recession，GCR)，是全球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经济冲击，海外疫情此起彼伏难见顶，欧美经济停摆延期或超时，对中国外需冲击的深度更甚于2008年金融危机。
外需受到冲击
国际疫情形势此起彼伏，新冠病毒的解药--疫苗或者特效药--取得突破的时点尚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只能靠强有力的隔离措施来遏制，代价则是全球经济活动暂时停摆。
大摩的全球医疗团队认为，欧美主要经济体的疫情仍未见顶，美国确诊病例的攀升曲线陡峭，发展轨迹或许比意大利更严重，其总确诊人数或许要到5月底至6月初才会逐渐见顶受控，峰值高达140万人。但到达峰顶之后的趋势好转，则是一个慢下坡，这也意味着，目前的“社交疏离”等遏制政策到4月30日仍难以解封，经济停摆时长或因此延长。至于彻底缓解局面的疫苗，则仍有不确定性，因此，复工复产之路将是坎坷艰难。欧洲各国的情况类似，疫情受控的时点普遍在5月份及以后。
鉴于此，本轮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突出的特点是冲击来得快，下跌时呈现深V形。大摩预计，美国经济在2季度年化萎缩近40%，欧洲经济的萎缩幅度也超过30%。仅仅在单个季度所造成的全球经济总损失，已经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四个季度累计造成的总损失。并且，由于三季度之前疫情能否受控并无把握，下半年的复苏力度也高度不确定，难以是V形。从经济总量上看，则是U形恢复，欧美可能需要接近两年才回到此前的生产总值水平。
外需持续疲软，势必将给中国出口和就业带来一定冲击。依据历史上出口对全球经济的弹性，笔者估计，国际疫情对今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影响相对集中在2季度。事实上，发达经济体需求滑坡，在最新出炉的三月贸易数据中可见一斑：海外各国的隔离措施在三月中下旬先后依次升级，中国对其出口增速已开始依次显着放缓。
消费者行为复苏有待时日
再回看中国经济。通过大数据跟踪，笔者刻画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三个月的中国经济图谱。由于疫情先发且管控得力，中国经济率先复工复产，有望走出一季度的最低谷；但服务和消费复苏面临一定挑战。随着复工推进，经济复苏的挑战逐渐从初期的供给侧转移至需求侧，尤其是外需走弱。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仍待进一步提振。有鉴于此，政府亟需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通过日度追踪电煤消耗量、空气污染指数、交通拥堵指数、人员迁徙情况，结合大摩各个行业小组进行的公司调研，笔者发现，过去一个半月的工业复工进展斐然，工业产能从2月底仅仅相当于正常时期的40%，恢复到3月底的90%以上。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从生产端转向了需求端：过去两周，电煤消耗量仍未完全恢复到春节前水平，出口订单也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消费和服务业的复苏还取决于公共卫生政策和消费者行为模式转变，而不完全是传统的经济刺激。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殊之处。为了更紧密地追踪消费复苏脉搏，从3月中旬开始，笔者与大摩的大数据调研团队合作，每周进行一次2000多名消费者的样本调查，并与众行业分析师配合，进行了新一轮服务业渠道调研。
调研的初步结果印证，大多数服务行业的供给复苏远快于需求复苏。在供给侧，3月底包括酒店、出行、餐馆、商场、零售等服务场所，开店运营率已达正常水平的80%，4月底有望达到90%，6月将大致恢复至常态。分项来看，当前，不需要高度人群聚集的服务业如建筑业(资本密集型)、房地产和汽车销售、购物中心、旅馆、外卖等行业的供给已接近正常水平；相反，需要人员聚集或密切接触的行业供给仍远不及正常水平，如影院(依然根据公共卫生要求关闭)、线下教育(0%)、旅游(25%)、美容院等店内服务(60-70%)等。
更重要的是，消费和服务的需求侧复苏面临挑战。最新的周度消费者调研也显示，尽管外出就餐和逛商场意愿已从底部爬升，但仍处于低位，且可选消费(奢侈品、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意向被大幅延迟。
政策重点应是稳就业和纾困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季度的供给冲击之后，虽复工进展斐然，但仍面临全球大衰退、消费低迷带来的需求侧大考，短期面临就业形势严峻的挑战。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上下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稳就业措施逐步落实见效。总体来看，稳就业的任务依然艰巨，但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定就业的基础条件也没有改变。
由于居民消费行为模式仍处于社交疏离状态，零售、住宿餐饮和美容业的就业形势最为严峻。相反，因需求缺乏弹性，教育和医疗行业的就业形势相对稳健。
倘若摩擦性失业形势严峻的话，鉴于当前已出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一些纾困政策，可令企业在停业期间得以保留部分降薪的岗位，但非充分就业也需要重视。
如上所述，中国应具忧患意识，积极应对这场全球经济大衰退。危机应对下的宏观政策，讲究的是最小化副作用的同时“准、狠、快”，大方向是纾困--也就是用财政的钱、准财政(政策金融)的钱，和国有资源(水电、租金、出行费用)的钱，支持一些面临困难的企业和个人渡过难关。
笔者认为，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扩大赤字、启用长期建设债搞基建，与那时相比，这次扩大赤字，除了一部分用于基建和公共卫生开支之外，一大半则可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纾困，尤其聚焦于服务业领域。具体做法上，笔者总结为“三免一退一发”：免租、免息(财政全额贴息)、免社保缴费，退税(退2019年所得税)，发消费券或现金补贴。
跟过去几轮经济周期比较，当前中国坐拥全球最发达的数字支付体系和完善的税收征缴系统。无论是进行企业退税或者对个人精准发补贴的具体执行能力，都只会比其他国家强，可借助这一优势，纾困反哺企业和个人，共渡难关。
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要求落实落细今年以来出台的支持企业政策措施，助力企业渡难关。会议指出，下一步，要在扩大实施前期有效政策基础上，多措并举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并抓紧按程序再提前下达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研究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支持。帮扶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缓解房租、用工等成本压力。强化对困难群体兜底保障。
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考虑明确今年主要目标是“稳就业和纾困”，从而引导好预期。
*本文首刊于4月16日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