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达十年的经济复苏已近黄昏。面临外需环境的变化,我们有必要针对当前消费者信心低迷,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市场活力稳就业。
尽管美国经济在2018年一枝独秀,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2019年,它将面对“三座大山”的考验。
首先,美国自2009年来连续十年经济扩张,乃二战以来第二持久的复苏,且即将成最长复苏,按客观规律,目前已近尾声。在周期尾部,2017年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采取较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减税。
根据笔者在GDP核算的分析,一次性的减税效果在2018年对美国GDP的贡献接近1个百分点,而2019年将大幅消失,回到0.1个百分点,因为在民主党重新夺回了众议院主导权之后,白宫试图推行的进一步减税、基础建设开支等方案,在国会阻挠之下遥遥无期,连当前政府关门停摆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预期。由此可见,过去一两年财政刺激的贡献属于寅吃卯粮,效应将不复存在。
第二座大山是,由于在经济周期后期,硬打了一针强心剂即财政刺激,美国经济增长过热,2018年上半年环比增长率高达4%,工业生产增速甚至高达5%。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工业生产增速超越了新兴市场,实属罕见。这种过热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的失业率连续下降,美联储乘势加快了加息的步伐,并提出了较快速缩表(降低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路径。
而过去十年美国企业已经适应了低利率环境、宽松的金融条件,特别是其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对利率较为敏感,在2019年将会面临较大的放缓压力,刚刚过去的12月美国楼市销量下滑11%,价格滞涨。同样存在较大风险的是美国低评级债券,特别是BBB级别的企业债。过去十年受益于泛滥的流动性,BBB级别的企业债存量从2008年的5000亿美元,膨胀到今天的2.7万亿美元,增加5倍。在金融条件收紧、潮水退去之时,很多低评级的企业债券有违约风险。
第三,美国去年大热的工业产出增长率,相当一部分与油价上升后,企业积极开采页岩气有关。但是当前油价大幅回落,这方面的开采和生产增速自然会放慢,因而2019年能源对美国GDP的贡献也会放缓。
考虑到这三个因素,笔者看淡2019年的美国经济,并预计美联储加息将保守和谨慎,3月份将暂停加息。预计美国GDP的增速从2018年的3.1%下滑到2019年的1.7%左右,2019年下半年环比折年率低达1.4%。
对比之下,2018年新兴市场遭遇了较大的经济放缓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压力,主要原因包括资本回流美国,汇率承压,油价上升,以及贸易摩擦升级。笔者认为2019年新兴市场喜忧参半。
首先,随着美国经济走软,美联储加息放缓,这将缓解新兴市场面临的资本流动和货币贬值的压力。
其次,原油价格下降减少了新兴市场进口成本和通胀压力。
第三,美国经济放缓,其股票市场进入“滚动熊市”,也会带来贸易摩擦缓和,因美国领导人将更关注稳定股市信心,对于贸易摩擦降温的渴求将远高于2018年。
考虑以上三大因素,2019年新兴市场面临的外部条件或许蕴涵了积极变化。然美国经济放缓所带来的全球外需走弱,则对新兴市场造成冲击,仍不能掉以轻心。
从中国经济自身而言,当前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首先,出口层面,外需走软和企业抢出口带来的高基数效应,使得出口增速可能比去年大幅放缓。更重要的是,消费者信心低迷。笔者团队编制的Z-score(Z分数)显示(基于消费信贷、消费者信心、航空出行、汽车销售、餐饮的五项加权平均),当前消费动能已经连续10个月放缓,降至接近2008年底、2009年初的历史低位。
考虑到消费在经济主要动力中,属于滞后的后周期板块,需投资或出口等先导板块有改善迹象后,居民收入预期企稳,才能传导至消费信心,因此2019年上半年消费预计依然承压,亟须逆周期政策增强力度,运用包括财政、货币以及行业政策:
首先,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低社保缴费比率提振企业的信心。第二,通过扩大基建专项债,开前门堵后门,以政府发债的方式稳定基建,必要时可以考虑重启长期建设债。最后,如果2019年上半年,财政、货币、行业等一系列逆周期政策发力,预计经济将在下半年迎来柳暗花明。
以上的需求侧逆周期政策,对于稳增长、防风险不可或缺,部分程度上熨平下行周期、减缓就业风险,也为中长期供给侧改革进入2.0阶段提供了基础,即实施更大规模减税,更大力度开放和尊重市场活力,以及更深度的城市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确保经济增长的质量。
*本文首刊于2019年1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