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摩高管谈华尔街复苏，新兴市场的宿命，对中国的长期性战略
现年55岁的戴赫龙（Colm Kelleher）看上去是一位标准的华尔街投行家，但和他交谈后会发现，他的风格相对内敛。
他现为摩根士丹利（下称大摩）全球机构证券（Institutional Securities）业务总裁，管理投资银行和证券业务，同时兼任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董事长，为大摩在美国以外的最高业务长官。这意味着，除了大摩近年新增的经纪业务，他是大摩所有传统业务的掌管者。
“目前由于职位需要，我一半时间在纽约，一半在伦敦。”戴赫龙说。在为大摩服务的25年里，他管理过固定收益部门、股权部门、资本市场部门，也一度在香港任职，比较熟悉亚洲市场。
2008年，雷曼倒闭引发金融危机后，时任CFO的戴赫龙，在拯救大摩的战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他被认为是大摩现任CEO詹姆斯•戈尔曼（James Gorman）的潜在继任者之一。
9月中旬，在雷曼崩塌五周年之际，戴赫龙在北京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意在向中国展示华尔街最大独立投行之一的大摩已涅槃重生。采访中，摩根士丹利亚洲CEO孙玮也就大摩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发表了看法。
毕业于牛津，持有爱尔兰和英国双重国籍的戴赫龙，身上有着英国人典型的严谨和冷幽默。当孙玮提到戴赫龙带领大摩团队完成2007年与中国投资公司之间里程碑式的交易时，戴赫龙不动声色地接上话茬，“我为孙玮服务。”
采访接近尾声时，戴赫龙说，“银行家应该是乏味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尤其是从让银行平稳运行的角度来说。”过去，外界对华尔街的印象几乎完全被超级明星银行家们所吸引，戴赫龙让人看到了风格迥异的另一类华尔街高管，或许表明独立投行的文化在金融危机后已经有所变迁。
业绩持续转好
10月18日，大摩发布了今年三季度的业绩：净收入79亿美元，8.9亿美元的盈利，较去年同期的10亿美元亏损取得明显进步，延续了二季度业绩比去年同期提高78%的向好趋势。
在今年全球已完成并购和首次公开发行（IPO）的排名中，大摩名列第三；在亚太区（除日本）今年前三季度的并购交易排名中，大摩则占据榜首。
目前，华尔街投行们纷纷报告了好于往年的业绩，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投行业已经摆脱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入一个新的繁荣周期？对此，戴赫龙表示，“不应该只看税前利润（PBT），而应看股本回报率（ROE），仍然极具挑战”。毫无疑问，这一差异来源于危机后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大摩目前持有的资本是五年前的2倍。
IPO市场正变得重新活跃，美国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和英国皇家邮政（Royal Mail）已做好准备上市融资。中国的阿里巴巴由于与港交所不欢而散，看来只能重回美国上市。截至目前，2013年美国共有152只新股上市，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4%，也是2007年以来同期最多的一年。
戴赫龙指出，IPO市场的欣欣向荣与量化宽松政策（QE）接近尾声后资金从固定收益市场转向股票市场的大趋势密不可分。过去五年，资金为寻求避险，大幅流向固定收益市场。而今，由于美国退出QE的风声，已引起固定收益市场全方位的价格调整，市场重心重归股票市场。
受制于美国QE退出的不确定性，各大投行固定收益（FICC）销售和交易业务的收入显著下降。包括巴克莱银行（Barclays）、德意志银行（DB）、花旗银行（Citi）在内的一系列投行也因此三季度盈利承压。相比之下，这让对FICC业务依赖较小的投行在过去三个月中业绩及股价向好，其中包括大摩以及已于去年完全裁撤了FICC业务的瑞银（UBS）。
“固定收益类资产目前正处于一个价格调整的过程中。”戴赫龙称，他因此更倾向于股权类资产。当然市场仍然需要固定收益类资产，来满足债务和期限管理的需要。《多德-弗兰克法案》放大了银行业的规模效应，更大规模的交易和债券发行变得相对更为便宜，也更易管理。
过去几年中，由于复苏疲弱和经济前景的不缺定性，美国企业一直持有巨额现金。有分析指出，现在经济前景基本明朗，利率水平也可能于一到两年内回升，因此现在是并购交易的较好时机。根据汤森路透数据，美国的并购交易和欧洲的IPO市场规模在今年已经出现显著反弹。9月初，在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Verizon）与英国沃达丰集团（Vodafone）价值1300亿美元的交易中，大摩作为财务顾问之一，提供了过桥贷款。
戴赫龙对并购市场回暖的迹象表示认同，但他认为，目前并购市场的整体趋势仍相对疲弱，需要等待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
美国退出QE后，利率面临上升，资金面趋紧，刚刚缓过来的美国金融机构是否会面临新的冲击？
对此，戴赫龙称，“对于大摩来说，美国的利率每上涨125个基点，大摩便可赚取10亿美元。这得益于现在更好的负债期限管理手段。如果回到2008年之前的银行短借长贷模式下，利率上升确实会使银行业受到冲击；但现在银行家们已经变得更聪明了。”
中国市场挑战
外资投行在中国市场目前仍步履维艰，一些外资机构因此削减了在中国的业务和人员。
戴赫龙对此表示：“大摩目前在中国的业务和人员规模是合适的。”
他称，尽管当前中国的股票市场表现不佳，IPO和债券市场也没有显现出本该有的活跃度，但是大摩对于中国市场仍然持一种长期性的战略视角。“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存在巨大的经营杠杆。一旦市场情况好转，我们不希望处于不利的位置。”
然而，近年大摩在中国业务的利润承压也是不争的事实。戴赫龙指出，不应该把中国业务单独分开来看。“我们把全球各地区的业务看作一个投资组合，关注总收益，而不仅仅局限在每一个地区的利润率。地区间的业务流对于我们至关重要。正如双汇与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Smithfield）的交易，如果我们没有在中国的资源，它将无法完成。”在这个交易中，大摩是双汇的财务顾问。
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戴赫龙表示，尽管存在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这一必须逾越的坎，但应该看到，无论是海外目标企业还是外资金融机构，都异常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谈到外资投行为何在中国发展不利，孙玮直言：“我们缺少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监管者相对过去确实变得更为开放和透明，但对于外资机构的各种限制仍然存在。我们希望看到监管框架能够被进一步理顺，更明确，也更具可预见性。”
在难以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大摩目前的策略是通过获取全牌照来拓展在华业务广度，目前已涵盖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信托、股权投资等各项业务。孙玮表示，这一策略是为了覆盖中国广阔、但稍显复杂的金融市场。她直言，这样的市场其实也增加了监管的复杂度。
在不少中国人眼中，金融危机中发生在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与大摩之间的股权投资交易，是难以回避的话题。如果不是金融危机，中投不会有机会投资美国最老牌的投资银行之一。中投几度投入资金约68亿美元，经过摊薄、减持等调整后，目前仍持有大摩约7%的股份。这一投资至今仍浮亏巨大。
对于中投在2007年和2009年先后两次投资大摩，戴赫龙主动表达了感激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投在困难环境下对大摩的投资以及其后的坚定支持。”
受业绩改善等影响，大摩的股价缓升，10月18日收盘于每股29.69美元，10月23日收于每股29.08美元，本年度内涨幅高达50%，但相较于中投入股大摩的成本均价每股32美元（再投资摊薄成本和扣除所获13亿美元债券利息后），还有距离。
新兴市场安危
9月底，美联储决定暂缓缩减购债规模，为退出QE而焦躁的金融市场暂时恢复了平静。
“市场对于退出QE的可能性反应过度了，资产抛售也略显过头，”戴赫龙称，“不少人把美联储声称的缩减QE规模，解读成了利率水平的提高，并认为比美联储官员所暗示的来得更早。因此在某一时点，你会看到某种释放性的反弹。”
对于新兴市场因此遭受的冲击，戴赫龙并未表示同情。他指出：“这一冲击总有一天是要到来的，更何况（资本流出）并不是新兴市场发生之事的根本原因，它仅仅是一个导火索。”
他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包括过去几年新兴市场接受的过度投资，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调整，以及其他地区的缓慢复苏。“所有市场本质上都是根据基本面在交易。”
戴赫龙对于新兴市场的前景不觉乐观。他指出，五年前，人人都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前景跃跃欲试，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五年后，两个出现显著好转的地区却是美国和日本。
“我的观点同我们的经济学家所预测的一样，未来五年，成熟市场的表现将很有可能好于新兴市场。”戴赫龙说，基于这一看法，大摩已悄悄缩减了其在中东和俄罗斯的业务。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结构性改革是必须的。从投资银行家的视角来看，戴赫龙指出：“很多新兴市场过于封闭，存在过度管制，对于外来投资不够友好，并不适合外国人投资兴业。”他表示，美国之所以有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80%的融资来自资本市场，只有20%来自于银行体系，主要是因为其资本市场的高度开放。新兴经济体则基本是倒过来的。
有趣的是，戴赫龙认为，同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在中国，尽管法律法规常变常新，但至少是有“清晰的法律和明晰的政策”。相比之下，印度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其税收政策令人极为困惑，也缺乏雄厚的外汇储备，因此更加脆弱。
本月初，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但大摩并未马上跟进。目前，已有超过十家中资金融机构鱼贯而入；包括花旗、星展在内的七家外资银行中，星展银行和花旗银行已领先进驻。
“大摩仍在等待政策细则，”孙玮表示，“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在合适的时候会作出相应的策略调整。”
危机后的监管
QE是为拯救危机的工具，但富有的个人和金融机构却成为过去几年QE政策的最大赢家。因为该政策大幅推高了资产价格，尤其是金融资产。不乏观点认为，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受到的惩罚不够，因此，应进一步收紧监管。
戴赫龙认为，危机后的银行监管改革“核心是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总体而言是一个好的法案，因为它瞄准了杠杆过高这一根本性问题；但是这个法案对于其许多规则的解读，让人困惑”。他同时表示，美国采取的方式相对欧洲更好，因为“可以在遵从它的同时保有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
今年7月，《多德-弗兰克法案》在被国会通过三周年之际，被披露仅有40%的规则转化成了实际的监管条例，颇具争议的沃尔克规则即在还未完成的60%之列。究其原因，银行业的反对无疑首当其冲。恰如戴赫龙的观点，在该规则下，很多活动难以界定。
“大多数人都在试图解决并不存在的问题。”戴赫龙称，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让银行业重返混业，而是过高的杠杆和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现在，对于类似摩根大通“伦敦鲸”（London Whale）式造成巨大风险的交易，“银行业已经有了更好的风险管理模型来防止其发生；如果有违规的情况，也会有相应制裁措施，对银行及其高管进行惩罚”。
对于近期一系列监管者提出的进一步提高资本金要求的建议，戴赫龙的观点是，最低要求（如美国的6%）固然必要，但不应强求过高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和杠杆率都是很原始的工具。”他表示，两家资本充足率同为10%的银行，一家的风险可能比另一家大10倍，这是因为风险加权资产（RWA）的计算标准不一。欧洲87%的风险加权资产模型是自我认证的，因此尽管都在巴塞尔III的框架下，美欧的数字无法进行比较。
对于杠杆率，他指出，一个银行持有的越多现金，应该越安全。大摩出于安全考虑，持有1800亿美元的无风险现金，这反而提高了杠杆率，使我们与一个持有1800亿美元的新兴市场高风险贷款的银行杠杆率相似。他建议，应该更好地区别将何种资产纳入风险加权资产和杠杆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