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对全球产业链产生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经济体很难独善其身。我国可以采取措施,加快扩大开放和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夯实对国际产业链的吸引力。

有观点认为,鉴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个别国家以关税制造摩擦,一些全球跨国企业供应链可能从中国迁出,规避摩擦。对于中国经济,这不仅意味着短期内出口订单受影响,而且,若全球产业链聚集优势不再,中国经济享受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也可能随之减弱,生产率可能承压。

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首先低估了贸易保护主义对各个经济体影响的共振,也低估了我国供应链优势的韧性。全球产业链当前的分工复杂程度远甚本世纪初,供应链调整势必耗时长、难度大、成本高,任何一个经济体很难在贸易保护阴云下独善其身。与此同时,我国还可以加快扩大开放和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夯实对国际产业链的吸引力。

为此,摩根士丹利的全球经济、策略和行业团队进行了案例分析、问卷调查(囊括了133位行业专家,涵盖了75家跨国企业)以及国别比较研究。从宏观层面,我们利用一张刻画了跨国及上下游相互关联性的全球投入产出表评估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据测算,由于产业链的相互关联、嵌入,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0.1到0.4个百分点的拖累。

从中微观层面,加征关税引起的成本上升将给部分行业带来较大扰动,特别是美国零售业和全球资本品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在中低端消费品保持了竞争力,在中高端机械设备也是全球的基石。

以零售纺织品为例,虽然过去十年劳动力、土地成本的提升使得不少中低端品牌生产线搬到了东南亚,但是中国出口的附加值大幅提高,导致美国市场上的衣服饰品,仍有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国生产,跟十年前的39%的市场份额相比,仅轻微下滑了5个百分点。这表明了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规模优势,企业很难在短期内做出大规模调整,把订单放到东南亚等其它地区来避免关税。我们的测算表明,2019年美国零售商的利润率可能会由于关税而下滑1.6个百分点,因为零售商很难提高售价将关税成本传导给消费者(历史上美国的衣服价格极少上涨),且明年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后美元很可能贬值,对美国进口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而在全球的资本品(特别是工业设备、电子元器件)市场,表面上中国制造的工业制成品只占全球份额10%,但是很多的元器件、零部件却主要来自于中国。比方说,中国制造了全球一半的印刷线路板——这是电脑、打印机、洗衣机、医疗设备等设备的关键元器件。很多欧美跨国企业在近期的3季度季报中,已经发出该元器件短缺预警,因为很难找到其他国家去替代中国的产能。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供应链在短期缺乏弹性,贸易摩擦对跨国企业的影响不可小视。根据摩根士丹利估算,美国标普500上市公司明年的净利润可能下降1.5%。

那么,从长期来讲,产业链布局是否会从中国大规模撤离?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

本世纪以来,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促使跨国企业产业链在中国聚集。当前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的份额大概为18%,相当于除掉中国和日本以外的整个亚洲的加总。因此,即使这些产业链要搬往别的国家和经济体,可以选择的余地也不多。具体来看:

首先,即使面临人口老龄化,中国的高技术劳动力人口依然增长较快:过去五年国内大学新毕业近3400万,相当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大学生数量的总和。假设供应链想搬到周边经济体,无疑将面临高技术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情况。而且,即使中国劳动力成本近年来显著上涨,但是仍不足每小时4美金,比更富裕的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更具竞争力。

其次,中国的工业链条更完整。尤其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往往在方圆10公里内可以完成研发、设计、生产、商业化的全部流程。搬到其他国家意味着从零开始,这也是很大的障碍。

第三,中国不仅有高质量劳动力,研发能力也日益提升。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一些欧美企业选择在中国布局,主要看重中中国的研发能力,比如说生产电子元器件和电力设备相关的ABB、通用电子、西门子、霍尼威尔等。去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第二多的国家。

第四,中国本地消费市场巨大。因此,诸多像ABB这样的企业,将大部分产能布局在中国,同时又将大部分产量销售到中国市场。我们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私人消费市场的规模大概会上升到每年12万亿美元。产能撤离后,产品再运回中国市场也会增加物流成本。

但是,供应链的短期刚性、以及上述诸多优势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高枕无忧。考虑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长期化扩大化,很多企业经过权衡仍可能选择搬迁。我们的问卷调查也显示,68%的企业正筹划或考虑在其它区域选取下一个生产线建设。鉴于高技术水平的跨国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产率改善扮演的重要角色,产业链若大规模搬迁可能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经济体。

从这个角度,笔者认为中国有必要进一步采取4项措施,来夯实对于全球产业链和高技术外资的吸引力。

第一,加大开放力度,按照已宣布的路线图,在诸多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放宽市场准入和股权比例要求。

第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特别是完善专利法和相关司法体系,显著提高侵权的惩罚力度。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今逐步积累了可观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加大保护力度也符合中国自身产业升级的需要。

第三是减税降费。中国生产环节的税收仍有削减的空间,例如制造业的最高档增值税率有16%。此外,中国企业承担的法定社保缴费比例约为工资的30%,存在下调的空间。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后,可以加大国企股权转移给社保基金作为补充。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增加国企的分红比率到30%左右,就完全可以覆盖将来人口老龄化后社保基金面临的潜在缺口。

最后,落实国企的竞争中性原则和产业政策的所有制中性原则。在政府采购、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税率监管方面,对国企、外企、民企一视同仁。如此,对内可支持民营企业,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对外也可彰显开放、市场化的方向,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贡献,引领WTO下一阶段更高层次改革的方向。

*本文首刊于2018年12月12日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