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入下半场,通过积极拥抱新技术、奋力打破新桎梏,形成连接紧密智慧管理的五大超级都市圈.

下一个十年增长动力何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齐头并进,成就斐然,城市化率从18%跃升至60%,人均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不过,旧城市化模式在近年来遇到瓶颈,包括交通拥堵、污染、房价等大城市病,生产率增长也显著放慢。此外,“去全球化”趋势逐步涌现,加之正逢国内人口老龄化潮汐,给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和经济增长前景带来疑问。

笔者认为,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推动城市化2.0释放潜力,积极拥抱新技术、奋力打破旧桎梏,通过建设连接紧密的超级都市圈,打造智能城市改善城市承载能力,以促进要素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和聚集,激发不同行业间协同效应,从而进一步释放生产力。这主要得益于三大支柱:

首先,特大城市群兴起,发挥集聚优势,同时缓解大城市病。城市的最优规模一直是政策层和学术界的争论焦点:规模太小则缺乏效率,而太大则易引起拥堵、房价高涨,管理难度大增。鉴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特别是一线城市日益严重的拥堵和污染,城市化1.0阶段户口限制贯穿始终,且一度聚焦于区域再平衡(即“当地城镇化”),包括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和2004年开始的“振兴东北”。这些举措旨在缩小区域间差距,缓解人口流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压力,但与正常的经济规律参照,仍有可商榷之处。

可见,中国的城市化依然有进一步提升集聚效应的空间。笔者认为,城市化2.0将以先进的城际高速铁路系统为纽带,模糊传统城市边界,在2030年将形成五大超级都市圈,笔者为了方便而简称之为:江南(长三角)、首都(京津冀)、湾区(珠三角粤港澳)、湖区(长江中游)及盆地(成渝城市群),平均规模将达1.2亿人,每一座城市群相当于日本的全国人口数量,为中国贡献75%的经济增长及过半的城市人口增量。

其次,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5G、云服务、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打造更快捷、安全、环保和宜居的智慧城市,显著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到2030年,高速城际通勤列车、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共享出行和自动驾驶技术等将能有效缩短出行时间、提高道路安全;电动车和清洁能源则将有助于减少污染;家居生活方面,智能家电可自行完成繁琐的日常家务、订购日用品,并通过新型无人机实现自动配送。

最后,依托土地改革和智能耕种的广泛应用,农业部门将逐步实现更有规模化的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当前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及发达国家一成,碎片化的小农经济仍广泛存在。但如果未来十年,通过深化土地改革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和集约化耕种,同时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自动化监测、分析和耕种,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成倍提高。

上述很多情景并非科幻,在中国已逐步成为现实。展望未来,城市化2.0阶段将迈上新台阶。技术上,得益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都市生活将发生蜕变。而政策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在8月明确提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载体”,指出应通过改革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养老保险,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多年以来首次强调继续扩大发达地区大型城市群的引领作用。政府在过去一年也通过打破地方行政隔绝、一体化通盘顶层设计的方式,对上述三大支柱给予了有力支持。

积极拥抱新技术,奋力打破旧桎梏,将有助于大幅提升超级都市圈的人口承载能力,从而促进需求匹配和资源共享,最大化知识外溢效应,促进供应链专业化和规模化,并激发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宏观层面,笔者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进一步升至75%、增加2.2亿新市民,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比当前翻一番。

微观领域,与城市化1.0阶段的旧工业部门崛起受益不同,当前的2.0阶段将提供三大发展主题,包括工业互联网兴起(利好5G、云服务和物联网企业)、成熟产业数字化(无人驾驶、智能物流和电网、大数据金融等),以及智慧城市新生活(智能家居、远程医疗及体验式服务消费等)。笔者的团队预计,至2030年,中国万物互联和数据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万亿美元,3倍于当前规模;国内自动驾驶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将升至20%;物联网设备数量增加到人均7部;城际快速通勤铁路里程较目前增长8.5倍。

诚然,中国城市化2.0的前途光明,但路径依然可能面临不确定因素。最常见的担忧之一是信息自动化是否会压制就业,抑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担忧之二是城市化2.0的建设是否会引起宏观杠杆率再度急升。对于这两点隐忧,笔者认为风险大致可控。    

*本文首刊于2019年10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